賦是鋪陳的說法最早見于東漢末年。《周禮·春官·宗伯》：“大師：掌六律……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鄭玄注云：“教，教瞽矇也。風，言賢圣治道之遺化也。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于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鄭玄認為六詩乃是六種表達政治道德觀的方法，并清楚地以“直鋪陳”來解釋“賦”。
漢代之后支持“鋪陳說”的學者，首先是西晉左思，其《三都賦序》云：“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稍后的摯虞《文章流別論》、劉勰《文心雕龍·詮賦》和鐘嶸《詩品》看法相同。這些學者都一致地以鋪陳來詮釋賦的本義。
然而，“鋪陳說”多有不可解之處。首先，如范文瀾《文心雕龍·詮賦》注指出，如果賦的文體是由鋪陳的技巧發展而成，則賦體不應含有比興，何以賦體本身又充滿了比和興的技巧？他認為賦的本義應為朗誦，而猜測賦自有一種聲調。他的看法是合乎邏輯的。其次，從風格上來看，許多賦篇，特別是抒情賦，并不具備鋪陳排列的風格特點。從《漢書·藝文志》中我們知道，漢朝人認為《楚辭》中的篇章都是賦，而《楚辭》的許多篇章并沒有這種逞辭排比的特點，例如《九歌》。再次，鋪陳說無法解釋為什么在漢代“頌”和“賦”兩字可以互通。根據《漢書》，王褒《洞簫賦》亦稱《洞簫頌》。若賦義為“鋪陳”，則與“頌”不同。此處，“頌”為“朗誦”之義。《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可證先秦時期“頌”與“誦”互通。
與鋪陳說同時存在的是朗誦說。此說最早源于《漢書·藝文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左傳》記載了無數外交官賦詩的例子，說明朗誦說的理論符合先秦的文化環境。《國語·邵公諫厲王弭謗》邵公曰：“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此處，“賦”與“誦”并列，可見其義相近。而且朗誦的動作和政治的勸告緊密結合，有些官員朗誦《詩經》之詩以呈上委婉的諷諫，這與后來漢賦的政治作用完全一致。
賦字出現在《楚辭》之中三次，含義皆為朗誦：“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九章·悲回風》）“人有所極，同心賦些。”（《招魂》）“二八接舞，投詩賦只。”（《大招》）《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且先王之賦頌，鐘鼎之銘，皆播吾之跡，華山之博也。”在此韓非批評賦與頌華而不實，如同趙武靈王及燕昭王在山上制作大腳印和六博的棋盤來愚弄后世的手段一樣。
劉歆之說早于鄭玄之注，鄭玄的注是鋪陳說的基礎，他注五經之時，賦已經達到最高峰。因此，他可能看到了逞辭鋪張為大賦最突出的風格特點，因此用鋪陳之義來解釋五經中的“賦”。東漢之際，多數學者已熟悉《毛詩大序》中所說的賦、比、興為《詩經》中的三種技巧，因此鄭玄也將“賦”解釋成一種文學技巧。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漢代文獻中，賦字出現在和文學有關的環境中，通常都是作動詞，如《史記》和《漢書》中的“子虛之賦”和“懷沙之賦”，意思是“子虛或懷沙的朗誦”。后來由于語言的發展，“之”字虛化，而被省略，就成為《子虛賦》《懷沙賦》，賦于是成了一個文體的稱呼。
另外，鋪陳說無法解釋《周禮》中大師所教的六詩的次序為什么安排成風、賦、比、興、雅、頌。六詩之原義為何？章必功《“六詩”探故》（《文史》，1984年第22輯）指出，大師所教的不是盲樂師（瞽矇），而是國子。六詩是周代詩歌教學的綱領，這種教育的性質是學在官府、政教合一的貴族教育。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國子如何執政。風是教唱詩；賦是不配樂地朗誦詩歌；比是托事于詩，用詩去喻，并非后世“以彼物比此物”的寫詩手法；興是從詩本義中引申出更深刻的意義，連類旁通，舉一反三；雅是教導如何在各種特定的場合用雅樂；頌是教導學生如何用頌——祈禱天地鬼神、祭祀山川祖先之樂歌。滕福海《“六詩”本義新探》（《廣西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指出，六詩不可能只和美學有關，因為漢代學者將《詩經》視為道德和政治教育的來源，因此賦、比、興之原義不可能是三種文學技巧。六義可能是在戰國時期和西漢末年之間被發明出來的。滕福海認為，六詩指的是作為特殊語言“樂語”的《詩》具有以風（教化諷諭，微言相感）為靈魂，以賦（不歌而誦稱《詩》言志）為組織核心，比（以《詩》類比己志地賦以風人）、興（因《詩》受風、因賦《詩》受風的《詩》義的感悟生發）為主干，再陪襯以雅、頌（具體而微的兩種“風”）的六種功能。“教六詩”就是教育學《詩》之士從風、賦、比、興、雅、頌六個側面學《詩》以言。兩位學者的說法皆非定論，但他們都將六詩置于先秦的文化、政治環境中來解釋，可以確定，賦、比、興之原義并非指三種文學技巧。更重要的是，他們都認為賦即朗誦詩篇，這是沒有疑義的。
我們不清楚荀子的《賦篇》原來是否稱為賦，因為先秦之文皆未有題目。然而《漢書·藝文志》把這些謎語（隱書）都看成賦，如雜賦“成相雜辭十一篇。隱書十八篇”。特別是《成相篇》，現代學術界都將之看成是說唱文學之祖。漢代也有許多朗誦賦的活動。例如，漢武帝常召枚皋來作賦，他作賦快速，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漢書·王褒傳》也載，當時太子生病，令王褒等朝夕誦讀奇文。太子尤其喜歡王褒的《甘泉賦》及《洞簫頌》，令后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漢宣帝也曾召能朗誦《楚辭》的九江被公進宮朗誦。這些朗誦辭賦的活動不但證明了辭賦原來是一個朗誦的文體，同時也證明為什么《藝文志》把《楚辭》都歸為賦，因為朗誦《楚辭》原是漢代宮廷的活動。
從先秦的賦詩活動，到漢代朗誦《楚辭》和賦篇的各種記載，我們認為：“賦”是由朗誦的活動而變成了一種文體的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