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出席其銅像揭幕暨“藝聚西泠”展覽開幕典禮（2012年12月14日攝）。新華社發
【追思】
錢鍾書先生稱他為“曠世奇才”，季羨林先生說他是“我季羨林心目中的大師”。與錢鍾書并稱“南饒北錢”，與季羨林并稱“南饒北季”——
2018年2月6日凌晨，被譽為“業精六學，才備九能，已臻化境”的國學大師饒宗頤辭世，享年101歲。
2010年5月，李學勤先生曾經在《光明日報》讀書版撰文談讀《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的感受：“十四卷巨著，上起遠古傳說、甲骨學、簡帛學、經學、宗教、史學、中外關系、敦煌學、潮學、目錄學，以及楚辭、文學、藝術等等，幾乎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切方面，無不融會貫通。這樣的學術，從學科分類來說應當稱為什么呢？我認為最恰當的詞就是‘國學’。”
李學勤先生特別提出：“有些學者質疑，像今天這樣學術‘信息爆炸’的條件下，還能夠有國學要求的博精兼備的大家嗎？請大家體認一下饒宗頤先生怎樣于遼闊無垠的學海之中‘得大自在’，便不難明白。”無獨有偶，許嘉璐先生也說：“中華文化什么樣子？就饒公這樣！饒公是中華傳統文化呈現于20世紀的最好典型。我可以說：50年之內，不會再出第二個饒宗頤。”
面對“國學”何以可能的種種疑問，饒宗頤先生以一己之身定紛止爭。
治學
一代宗師的形成其來有自。除卻家學根基深厚之外，饒宗頤后天的治學之勤也令人嘆服。“他總是沉浸在學問里。”曾經做過饒宗頤先生17年學術助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的沈建華老師對此深有感觸，“那些年，每次我回北京探親，饒公總是讓我留意北京學術界的新動向，返港后第一次登門看他時，他總要習慣性地帶上一個小本子，讓我一面講，他一面記。”
沈建華至今還記得1993年的春節大年初一，饒宗頤先生一大早打電話給她說：“請你到圖書館去幫我找一個地名，我說饒公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嗎？我告訴他今天是大年初一，圖書館是關閉的。他說，糟了，我一寫東西就忘記了。”
中山大學饒宗頤研究院執行院長陳偉武教授近年來一直致力于推動“饒學”的研究，他在許多場合都同年輕學者分享過自己對研究饒宗頤先生治學之道的感受。陳偉武對記者說：“饒先生很早的時候就有志向要做學問最好的人。青年的饒先生眼界很高，做學問都找王國維、陳寅恪、錢穆來相互比較考證，不盲目崇信前輩學者的論斷，所以在梵學與漢語音韻學相關的許多重要課題上抉發新義，多所建樹。如饒先生著《楚辭地理考》時，與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的觀點不一致。對于陳寅恪認為漢語四聲的產生源于梵學的影響，饒先生的觀點也不一樣，他從理論和歷史事實上，對此說作出全面具體的剖析，指出陳寅恪的觀點并不可靠。”陳偉武感嘆，饒先生的經歷告訴我們，寫文章、做學術，應該找大學問家，向大人物提出不同見解，才有價值。
著述
饒宗頤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國學大師”。他的一生著述多少，很難估算。僅已經出版的《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就超過一千二百萬字，專著八十余種，論文一千多篇。而這還并非學術文章的全部，也未包括數量龐大的詩文書畫。
中華書局學術出版中心主任俞國林向記者講述了一段《〈古史辨〉第八冊》的故事。
1940年，在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編纂的《責善》半月刊上，刊發了一篇《〈古史辨〉第八冊（古地辨）擬目》的稿件，署名為“饒宗頤編”。自1926年起，《古史辨》先后出版了七冊，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從此登上了中國學術舞臺。時年僅24歲的饒宗頤極為顧頡剛所器重，受命擔當起編輯《古史辨》第八冊的重任。然而，《古史辨》第八冊只發表了這份包含50多篇文章的目錄，并沒有出版。
“顧先生把我帶進古史研究的領域，還讓我參加《古史辨》的編輯工作，結果我卻交了白卷。”半個多世紀后，饒宗頤在一篇文章中回憶這件往事時說，由于他的學術觀點發生了變化，“遂使《古史辨》僅留下七冊，而沒有第八冊，這是我的罪過。”
多年來，俞國林和同事們一直積極推動《古史辨》第八冊的重新編纂，終于獲得了饒宗頤的應允。在饒宗頤的指導下，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的鄭煒明、胡孝忠等學者把當年目錄中所選定的文章基本搜羅齊全。受限于戰爭年代的出版條件，這些發表于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文章，錯訛不少，而且有一些印刷模糊不清之處，給編輯出版帶來極大困難。
“2016年是《古史辨》出版90周年，我們原本計劃將《古史辨》前七冊連同新編的第八冊同時出版，但這個愿望沒能達成；2017年是饒公百歲生日，《古史辨》第八冊仍然沒能出版；如今，饒公溘然長逝，這部書還在進行編校，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俞國林說，除了《古史辨》第八冊，饒宗頤還將匯集了他畢生全部著述的《饒宗頤著作全集》交予中華書局出版，規模將達到25冊。
與此同時，《選堂教授香港大學授課筆記七種》也正在編輯過程中，這套1960年至1962年間的香港大學學生筆記，涉及文學批評、楚辭、詩經、文選學、目錄學、詞學、文字學七門課程。
文藝
饒宗頤是位很難復制的天才式人物，其難以復制，在于他是少有的學術和文藝都登峰造極的大師。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研究員李均明曾經面臨過“饒公怎么能把理性思維和感性思維很好地結合起來，兩者不發生沖突”的現場提問，李均明認為“饒公是少有的兩者兼備的人才，這也就是說為什么饒公能夠成為百科全書式的賢人。他的視野比較廣，知識面很廣了以后，看問題針對性很強，角色的轉化能夠做得很好。比如說他做學術的時候，就能夠以學術思維做研究，邏輯比較嚴謹。他搞藝術的時候，就換一種方式，能夠心潮澎湃。這是一般人很難做到的。”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王素認為：“因為他精于中國的書畫史，精于中國的藝術史，他在藝術史方面，在書畫史方面寫過很多非常有遠見、有質量的學術論文，他和現在純粹搞藝術創作的書畫家，整體路子就不一樣。他在書畫方面基本上幾十年沒有間斷過，特別是近幾年，創作得更加勤奮，而且他的畫風在近兩年也有很大的變化，他仍在探索，仍在創造。”
在這一點上，饒宗頤和啟功先生較為相似。1904年創立的西泠印社，是中國現存歷史最悠久的文人社團，有“天下第一名社”之譽。吳昌碩、馬衡、張宗祥、沙孟海、趙樸初和啟功等六位大師先后任社長。2005年啟功去世之后，西泠印社社長長期空缺。2012年，95歲高齡的饒宗頤接過聘書，正式成為出缺六年之久的西泠印社社長。饒先生的辭世，將給西泠印社帶來無盡的損失。
導師
作為一位溫厚導師，饒宗頤獎掖后進是出了名的。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生代的一批學者，包括榮新江、趙和平、郝春文，還有一些年齡大一些的，像姜伯勤、陳國燦、項楚，包括李均明、王素、劉釗等，都已經年輕有為。饒宗頤先生就請他們到香港來，進行三個月、六個月的訪問，在這個時間內指點他們。現在這批人都是國內研究敦煌學、研究古文字的中流砥柱。
金庸先生所言，有了他，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其奧秘也正在于此。
“饒宗頤先生是香港的文化名人，學術和社會影響力都很大，香港的大嶼山《心經》簡林等許多景點都有他的墨寶，香港的許多著名刊物也多請饒先生題簽，饒宗頤學術館、饒宗頤文化館、饒宗頤國學院等都是以饒宗頤先生命名的學術機構。”西北大學文學院教師孟飛說。
孟飛曾在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工作數年，饒宗頤對香港國學教育的關心讓他印象深刻：“饒宗頤國學院是香港第一所而且是目前唯一的一所國學院，其直接啟動資金為饒先生捐贈書畫籌措的4600萬元港幣。國學院的重大活動，饒先生即使因為身體狀況不能親自出席，也一定會請家人代表他出席以示重視。即使在握筆作書已十分困難的情況下，饒先生還為國學院策劃出版的‘漢學叢書’和‘國學叢書’親筆題簽，令我們十分感動。”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杜澤遜，曾帶領山東大學尼山學堂國學班的同學對《選堂教授香港大學授課筆記七種》進行整理，對饒宗頤學問的淵博，以及人格的魅力十分嘆服：“無論是學問學養還是人格魅力，在內地的大學中文系，這樣的老師還沒有聽說過。”
在杜澤遜的辦公室，懸掛著饒宗頤撰寫的“心無罣礙”四字條幅。他感慨，如今此處成了瞻仰憑吊之所了。
“整個亞洲文化的驕傲”“全歐洲漢學界的導師”，饒宗頤先生千古。